卷八 刑法第三十一（凡八章）

贞观 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古人云，鬻棺
者，欲岁之疫，非疾於人，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狱，必求深刻，欲成其
考课。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谏议大夫王珪进曰：“但选公直良善人，断狱允
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诏从之。太宗又曰：“古者断狱，必讯於三槐、
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
已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由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
几致刑措。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谋逆，此极弊法，特须禁断。假令
有谋反者，必不独成，终将与人计之；众计之事，必有他人论之，岂藉奴告也。
自今奴告主者，不须受，尽令斩决。”
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言涉妖妄，诏令鞫其
狱。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密报其旨，仍
引与博戏。持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斩於东市。既而悔之，谓房
玄龄曰：“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
见事都不 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
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
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因诏曰：“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
五覆奏，自蕴古始也。又曰：“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后，门下省覆，有
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
蕴古，初以贞观二年自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表上《大宝箴》，文义
甚美，可为规诫。其词曰：
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 之上；任
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
忽，祸生乎无妄。固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於己，推恩於民，大明无偏照，
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
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跸。四时调其惨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为之度，而声为之
律。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
纵，纵欲成灾。壮九重於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
珍於前，所食不过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於色，勿外荒於禽；
勿贵难得之货，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物侈，亡国之
声淫。勿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闻之夏后，据馈频起；亦有
魏帝，牵裾不止。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推汉高大度。抚兹庶事，
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
诗云：“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恶於
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乱，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
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
者，妍蚩自露。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虽冕旒
蔽目而视於未形；虽黈纩塞耳而听於无声。纵心乎湛然之域，游神於至道之精。
扣之者，应洪纤而效响；酌之者，随浅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宁，王之
贞。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受成；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拨乱，
戡以智力；人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
爰述金镜，穷神尽性。使人以心，应言以行。苞括理体，抑扬辞令。天下为公，
一人有庆。开罗起祝，援琴命诗；一日二日， 念兹在兹。惟人所召，自天祐之。
争臣司直，敢告前疑。
太宗嘉之，赐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
贞观五年，诏曰：“在京诸司，比来奏决死囚，虽云三覆，一日即了，都未
暇审思，三奏何益？纵有追悔，又无所及。自今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
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又手诏敕曰：“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
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门下省复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
矜者，宜录状奏闻。”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坐违李靖节度，又诬告靖谋逆，
减死徙边。时有上言者曰：“甑生旧秦府功臣，请宽其过。”太宗曰：“虽是藩
邸旧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画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且 国家
建义太原，元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有功之人，皆须犯
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为此也。”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曰：
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礼》云：“为上易事，为
下易知，则刑不烦矣。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矣。”夫上易事，则下
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 股肱
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坠，“康哉”之咏斯起。当今道被华戎，功高宇宙，无思
不服，无远不臻。然言尚於简文，志在於明察，刑赏之用，有所未尽。夫刑赏之
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今
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於法中，
逢怒则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
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因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 君子道消。
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
且夫暇豫清谈，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则取法於申、韩。直道而行，
非无三黜，危人自安，盖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夫刻薄既扇，
则下生百端，人竞趍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
楚国之法遂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颇僻，犹莫能申其欺罔，
况人君之高下，将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圣之聪明，无幽微而不烛，岂神有所不
达，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祸福
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帐不
赡，或以营作差违，或以物不称心，或以人不从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实恐骄奢
之攸渐。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非徒语也。
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
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比大，
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
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然鲜蹈平易之涂，多遵覆
车之辙，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乱，
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於将受戮
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夫鉴形之美恶，必就於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於亡国。故《诗》曰：“殷
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必
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
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
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甘苦
口之忠言。去易进之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惜十
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
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超上德於前载，树风声於后昆。此圣哲之宏规，
而帝王之大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
夫守之则易，取之实难。既能得其所以难，岂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
固，则骄奢淫泆动之也。慎终如始，可不勉欤！《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
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诚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
惟陛下欲善之志，不减於昔时；闻过必改，少亏於曩日。若以当今之无事，行畴
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矣，固无得而称焉。
太宗深嘉而纳用。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者，被刺史劾奏。太宗谓侍臣曰：
“昔陶唐大圣，柳下惠大贤，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盗跖为巨恶。夫以圣贤之训，
父子兄弟之亲，尚不能使陶染变革，去恶从善。今遣刺史，化被下人，咸归善道，
岂可得也。若令缘此皆被贬降，或恐递相掩蔽，罪人斯失。诸州有犯十恶者，刺
史不须从坐，但令明加纠访科罪，庶可肃清奸恶。”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大理卿孙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
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朕常问法官刑罚轻重，
每称法网宽於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sha 6*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今之所忧，
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务在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