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祯百科介绍

人物介绍：

　　杨维祯(1296～1370年)，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元文学家、书法家。原籍浙江诸暨。少年时，其父筑楼于铁崖山，聚书数万卷。他终日勤读，自号“铁崖”。，泰定三年(1326年)，中进士，任天台县尹。后调钱清盐场，因不善逢迎，十年不获升迁。元修辽、金、宋三史，他作“正统辩”千言，总裁官欧阳玄赞叹：“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后调任江西儒学提举，因交通受阻，未成行。值兵乱，浪迹浙西。张士诚据浙西，屡召不赴。后以冒犯丞相达识帖木儿徙居胥浦(今金山县)。

简介

诗坛地位：

　　杨维祯居元末诗坛领袖的地位，其诗作称“铁崖体”。他的七古歌行，大多为咏史、拟史之作，好驰骋异想，运用奇辞，眩人耳目。其风格纵横奇诡，在明初有“文妖”之讥。但也不乏现实主义诗作，尤以《海乡竹枝词》为突出。又善行、草书法，风格刚劲。于音乐造诣极深，善吹铁笛，自称“铁笛道人”。

诗文著作：

　　在金山时与张堰杨谦、廊下陆居仁、吕巷吕良佐等交往甚深，吟咏唱和，诗赋相乐。有《不碍云山楼记》等诗文。吕良佐倡设“应奎文会”，他为主评，与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诗文，一时天下学士慕名前来赴会者，不可胜计。明太祖召征他纂修《礼乐》及《元史》，他以年迈为辞，作《老客妇谣》一首，表其不仕两朝之志。明太祖强之再三，赐安车进京，仅留京百余日，待修纂叙例方定，即请归，抵家不久即逝。著有《东维子集》、《铁崖先生古乐府》、《春秋合题著说》、《史义拾遗》、《丽则遗音》、《复古诗集》等。

杨维祯生平：

　　在枫桥镇东南的铁崖山下，有一清澈可鉴的方塘，名叫泉塘。公元1296年，元朝被誉为“文章巨公”的杨维祯，就出生在叫泉塘的山村里。

　　杨维祯世籍山西晋阳，先祖为史有“四知”廉吏之名的东汉太尉杨震。因战争变故，自八世祖杨成开始，就耕牧诸暨。杨家乐善好施，闻名乡里。其父杨宏，敦厚重义，人称“善人”，曾知温州路瑞安州事，授飞骑尉，后获赠奉训大夫。

初露锋芒：

　　相传杨维祯降生前一天，其母李氏梦见有金钱自月中坠怀，视之祥瑞吉兆。杨家兄弟4人，杨维祯排行第三。

　　从8岁开始，杨维祯从学同邑宿儒陈稼轩。杨自幼颖悟聪慧，能日记书数千言，为文“辄有精魄”，乡里诸老生常谓其势“咄咄逼人”，前途不可限量。

　　弱冠之年，其父不为儿子完婚，却卖掉了家中仅有的一匹马，供其去四明、浙南游学，以增广见识。杨维祯一路节俭，用所省资费购买了当时极为难得的《黄氏日钞》等，其父赞许地说：“这些书的收获，不是比一匹马更有价值吗！”

　　不久，伯父杨实辞官回家。为了进一步培养后代，杨实聘请了名儒陈敢为业师，由此他与堂兄维易、维翰在陈敢的教诲下，刻苦诵读子史经传。滴漏计时，满分为度，冷水沃面，寒暑不辍。

　　第二年，乡里举荐杨维祯参加乡试，但未获杨父准许。其实，对儿子寄予厚望的杨宏，此时正有一个更奇特的计划酝酿于胸。村南的铁崖山，石骨高耸，其色如铁，杨宏于是建楼崖上，四周植梅百株，并把家中的数万卷藏书搬入楼中，然后抽去楼梯，令儿子吃住在内，由辘轳传食。杨维祯于此闭户攻读，写诗作文，五年不曾下楼。由此，杨维祯常以“铁崖”自号，又自称“梅花道人”。

考中殿试：

　　30岁那年，杨维祯就开始精心备考。为了应试，他自拟不少赋题，并撰写文论100多篇。翌年乡试，果然一举得中。根据元代规定，乡试第二年即为殿试，泰定四年三月十二日，京城大都崇庆门传胪赐进士，杨维祯荣登进士第。消息传来，杨家欣喜异常。这一年，杨维祯32岁。

官场黑暗 免职回乡：

　　很快，杨维祯被朝廷授予承事郎，任天台县尹，为正七品职。1328年秋天，33岁的杨维祯走马上任了。赴任之前，父兄师友，无不谆谆告诫，勉励他忠于职守，谦行慎为。杨维祯也决心不负众望，报效朝廷。但日后官场的复杂与黑暗，远不是像杨维祯这样的一介书生所能想象得到的。

　　天台县地处浙江东部，地约百里，山瘠民穷，社会情况十分复杂，那些为非作歹的黠吏，人称“八雕”，平时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初出茅庐的杨维祯，一到天台，便查实罪行，依法严惩，不料惩治了少数，得罪了一帮，他们或明或暗，四处活动，恶意中伤。结果，秉公处事的杨维祯任职仅两年多即被免官。

　　这对年少气盛的杨维祯的打击自是不言而喻。15年后，阅历既丰、身经坎坷的他仍对此耿耿于怀：“承命以来不敢少负于学。而性颇狷直，甘与恶人仇。不幸上官不右余直。” 疾恶如仇，而上官不察，是以免职。

　　免官以后，杨维祯先是在泉塘老家闲居，后搬到离家不远的大桐山中，一边读书，一边教授弟子。四年后，杨维祯被改任钱清盐场司令，为从七品，因而心中颇为郁结。

父母相继去世 补官遥遥无期：

　　至元五年七月，杨父去世，杨维祯于是辞掉盐场职务，按习俗为父守制。不久，母亲又相继去世。依照常例，在丁忧期满后，本应续任或另行任官，但杨维祯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搁置竟长达10年，既不复官，又无新的委任。

　　父母相继去世，补官又遥遥无期。从45岁开始的10年间，是杨维祯一生中最无奈、最活跃、最丰富，也是最复杂的时期。

十年教学 作品颇丰：

　　在这10年间，杨维祯以从教授徒为主要职业，这既是他谋生的需要，也是他济世的无奈选择。他先后在绍兴、杭州、吴兴、姑苏和松江等地授徒。所聘任教的不少为豪门巨富，因而在此期间，杨维祯的生活优裕且空闲自由，这为他的读书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他一生中的大部分诗文都是在这十年间完成的。

　　素有天堂之称的苏杭，明山秀水，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杨维祯在教学之余，时常偕同诗朋文友，游山玩水，纵情自然，赋诗作画，宴饮唱和，并不时地举办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动。1350年在嘉兴和松江举办的两场文会，盛极一时，每场与会者竟达700人之多。文士们携文赴会，参加评选，而文会的主评都是声名赫赫的杨维祯。这些活动，既奠定了杨维祯文坛盟主的地位，又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但也夹杂着像“鞋杯行酒”之类的不和谐音符，尤其在姑苏、昆山期间，杨放浪形骸，耽于声色，颇遭文友的非议。

重返仕途 少有诗作：

　　1350年，也就是杨维祯在免官整整10年后，被重新任命为杭州四务提举，离开昆山赴任前，他写下了“俯仰三十年，同袍几人在，明当理舟行，天远征鸿背”这样满含着伤感之情的诗句。

　　尽管四务提举是个位低事杂的小官，但杨维祯上任后，“日夜爬梳不暇，骑驴谒大府，尘土满衣襟”，还是十分尽心尽职的。两年后，又改任杭州税课副提举，因公务繁忙，少有诗作。

　　不久，杨维祯因匿名投书揭露上司而自感无法继续在杭州任职，遂转官去建德，任建德路总管府推官，管理刑讯和监狱。在此职位上，他“悉心狱情……务使无冤民”。仅两年，朱元璋部将胡大海攻取建德，杨维祯仓皇逃入富春山中。这年年末，被授奉训大夫，升任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但因战乱而交通阻塞，未能就任。第二年二月，返回杭州，十月，休官去松江从教，时年64岁。自此，杨维祯结束了一生共约16年的从政生涯，将全家搬迁松江，直至他去世。

诗文作品分析 ：

　　杨维祯一生著述甚丰，仅留存于世的有诗一千多首，文460多篇。

　　杨维祯的诗，最富特色的是他的古乐府诗，既婉丽动人，又雄迈自然，史称“铁体”或“铁崖体”，极为历代文人所推崇。有称其为“一代诗宗”、“标新领异”的，也有誉其“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的，当代学者杨镰更称其为“元末江南诗坛泰斗”。

　　杨维祯之文，体裁多样，其中包括序、记、志、碑、铭、书和论等多类。下笔洋洋洒洒，气势磅礴，曾有“日月之丽天，江河之行地”的赞誉。明初诗文大家宋濂称其为“文章巨公”，“云雷成文而寒芒横逸，夺人目睛。”他的文论，最著名的是规劝招安于元廷的农民首领张士诚所作的《五论》。《五论》包括《驭将论》、《人心论》、《总制论》、《求才论》和《守城论》5篇，集中体现了杨维祯克敌制胜、安邦治国的政治思想和军事识见。另外，《三史正统辩》也极为后人所称道。作者凭着丰富的学识和犀利的语言，论证了“道统不在辽金而在于宋”的观点，名儒欧阳玄深为此文所折服，叹息着说：“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

　　杨维祯的书法，尤其是他的行书和草书，在书法史上更是独树一帜。既豪迈雄健，又奇崛古朴，融狂放与稚拙于一体，在怪异中见功力。对他的书法，历代有“矫杰横发”、“狂怪不经”和“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的美誉，这与他倔强的个性和深厚的学养相关，非常人所能及也。

　　作为诗文大家，杨维祯始终成为文人墨客的追踪目标。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众多的高士名家，其中包括宋濂、李孝光、赵孟頫、倪瓒、黄公望、吴镇、王蒙和高明等等，这些历史上泰斗级的人物，都是他关系密切的文友。他们不仅宴饮游乐、山水唱和，而且作画题诗、互赠序跋，在历史上留下了文人相亲的佳话。

　　定居松江后，杨维祯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十二年。在此期间，他仍关注着动荡的时政和人民的苦难。尽管生活困顿，“赖馈饷度日”，却依然自得其乐，经常参与当地的曲艺演奏，并“取铁笛作长短弄，旁若无人”，似是神仙中人。

　　1368年，朱元璋登基称帝，建立明朝。翌年十二月，杨维祯应召赴金陵，参与修礼乐书。为此，他特地作《钟山应诏》一诗，诗中有“愿效华封歌圣寿，万年王气与天齐”之句。在京城期间，与友人观花灯、游秦淮、登钟山，欣喜于太平年景。然而仅百余日，杨维祯肺疾发作，被急送松江，弥留之际，忽自起捉笔，撰《归全堂记》，书毕溘然而逝，终年75岁。后与陆居仁、钱惟善两诗友同葬于松江干山，人称“三高士墓”。

正统辨：

　　辨曰：

　　“正统之说，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传国。汤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统出于天命人心之公，则三代而下，历数之相仍者，可以妄归於人乎？故正统之义，立於圣人之经，以扶万世之纲常。圣人之经，《春秋》是也。《春秋》，万代之史宗也。首书王正於鲁史之元年者，大一统也。五伯之权，非不强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统也。吴楚之号，非不窃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统也。然则统之所在，不得以割据之地。强梁之力，僭伪之名而论之也。尚矣，先正论统於汉之后者。不以刘蜀之祚促与其地之偏而夺其统之正者，《春秋》之义也。彼志三国降昭烈以侪吴魏，使汉嗣之正、下与汉贼并称，此春秋之罪人矣。复有作元经自谓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与志三国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续江左两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顺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纲目焉。或问朱氏述纲目主意，曰在正统，故纲目之挈统者在蜀晋，而抑统者则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继周。汉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晋始於平吴，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群盗既夷之后，而不始於降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统也。然则今日之修宋、辽、金三史者，宜莫严於正统与大一统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国史院，尝命承旨百一王公修辽、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词臣通修三史矣。延?天历之间，屡勤诏旨，而三史卒无成书者，岂不以二史正统之议未决乎？夫其议未决者，又岂不以宋渡於南之后，拘於辽金之抗于北乎？吾尝究契丹之有国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广。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诞，中国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机披其党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执浸盛。契丹之号，立於梁贞明之初。大辽之号，复改於汉天福之日。自阿保机讫于天祚凡七主，历二百一十有五年，夫辽固唐之边夷也，乘唐之衰，草窃而起。石晋氏通之，且割幽燕以与之，遂得窥衅中夏，而石晋氏不得不亡矣。而议者以辽乘晋统，吾不知其何统也。再考金之有国矣，始於完颜，实又臣属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将，而篡有其国，僭称国号於宋重和之元，相传九主，凡历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议者又以金之平辽克宋，帝有中原，而谓接辽宋之统，吾又不知其何统也。议者又谓完颜氏世为君长，保其肃慎。至太祖时，南北为敌国，素非群臣。辽祖神册之际，宋祖未生。辽祖比宋前兴五十余年。而宋尝遣使卑辞以靠告和，结为兄弟。晚年且辽为翁而宋为孙矣。此又其说之曲而陋也，汉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兴於汉唐之前乎？而汉唐又与之通和矣。吴魏之於蜀也，亦一时角立而不相统摄者也，而秉史笔者必以匈奴、突厥为纪传，而以汉唐为正统，必以吴魏为分紧，而以蜀汉为正统。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阅万世而不可泯者也。议者之论五代，又以朱梁氏为篡逆，不当合为五代史，其说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约而称臣於梁，非逆党乎？《春秋》诛逆，重诛其党；丹氏之诛，为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

　　谓之承晋可乎？纵承晋也，谓之统可乎？又谓东汉四主，远兼郭周。宋至兴国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为闰，以宋统不为受周禅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统论之，则南唐李升尝立大唐宗庙而自称为宪宗五代之孙矣。宋於开宝八年灭南唐，则宋统继唐不优於继周继汉乎？但五代皆闰也，吾无取其统。吁！天之历数自有归，代之正闰不可紊。千载历数之统，不必以承先朝续亡主为正，则宋兴不必以膺周之禅接汉接唐之统也。宋不必膺周接汉接唐以为统，则遂谓欧阳子不定五代为南史，为宋膺周禅之张本者，皆非矣。当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卢，不任社稷生灵之主。愿天早生圣人，以主生灵，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厌祸乱之极，使之君主中国，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纲目，於五代之年，皆细注於岁之下，其余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则直以宋接唐统之正矣，而又何计其受周禅与否乎？中遭阳九之厄，而天犹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孙享国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议，以靖康为游魂余魄。比之昭烈在蜀，则泰和之议固知宋有遗统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绝为得统，可乎？好党君子，遂斥绍兴为伪宋。吁！吾不忍道矣。张邦昌迎康邸之书曰：“由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兴。献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兹惟天意，夫岂人谋？”是书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后为游魂余魄而代有其国乎？邦昌不得革宋，则金不得以承宋。是则后宋之与前宋，即东汉前汉之比耳。又非刘蜀牛晋，族属疏远，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语也。论正闰者，犹以正统在蜀，正朔相仍在江东。弥嗣祚亲切比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伪斥之乎？此宜不得南渡为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国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与建国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师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数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属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时，有过唐不及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喻。是世祖以历数之正统归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统之正者自属也。当时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国可灭，其史不可灭也。是又以编年之统在宋矣。论而至此，则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於天付生灵之主也昭昭矣。然则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统之旨，而急於我元开国之年，遂欲接辽以为统。至於天数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万世是非之公论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属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晋承汉也；而妄分闰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为何时？待今圣人为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统之义，吾已悉之，请复以成周之大统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诞膺天命，以抚方夏。然犹九年而大统未集，必至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统始集焉。盖革命之事，间不容发。一日之命未绝，则一日之统未集。当日之命绝，则当日之统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则我元之大统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统，则我元又岂急於太祖开国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统哉！抑又论之。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几不得其传百有余年，而孟子传焉。孟子没，又几不得其传千有余年，而濂洛周、程诸子传焉。及乎中立杨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杨氏之传，为豫章罗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传及於我朝许文正公。此历代道统之源委也。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后其议公事久而后其论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异代之君子，以其议公而论定也。《晋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则《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无让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议公论定者自任，而又诿曰付公论於后之儒者，吾又不知后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则予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国，林林钜儒，议事为律，吐辞为经，而正统大笔，不自竖立，又阙之以遗将来，不以贻千载纲目君子之笑为厚耻。吾又不知负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诵孔子之遗经乎！洪惟我圣天子当朝廷清明四方无虞之日，与贤宰臣亲览经史，有志於圣人《春秋》之经制，故断然定修三史，以继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馆之诸贤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负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而问之以《春秋》之大法纲目之主意，则概乎其无以为言也。於乎！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萧茂挺能议之。孰谓林林钜儒之中，而无一萧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识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说，为宋、辽、金正统辨，以伺千载纲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运之王闰以分正之说者，此日家小技之论，君子不取也，吾无以为论。